原創(chuàng)： 龔益鳴 北京德成智庫

按語：對歷史的文化反思似已沉寂，數(shù)年前有個余秋雨?！侗徽`解的陶淵明》卻給你一種全新的沖擊和感動，一種著眼明天而扯動前天的疼痛。他，不是余秋雨，他是龔益鳴。

 

 

陶淵明，因敬畏，我不敢碰觸這個名字。

還是在讀中學的年代，我就曾被老師教訓：不要像陶淵明那樣消極厭世，有不健康的出世情結。那時，我并不知道什么叫“出世”，也不知道誰是陶淵明。于是，出于好奇，便提早走近了陶淵明。

歷史似乎還停留在那個年代。今天我們隨處可聽見眾多黨政干部甚至專家學者，他們仍然把“消極頹廢”、“不思進取”、“自甘墮落”、“沒有事業(yè)心”種種罪名安到陶淵明的頭上，用來指責他們認為落后的人。

天理良心，陶淵明在最應該被仿效、被推崇的時代卻遭受到最不應該的指控，這讓我們領教了無知的偏見是一股何其強大的力量。于是，我不能因敬畏，而不敢再次走近陶淵明。

一千四百多年前，第一個全面走近陶淵明的人叫蕭統(tǒng)。他是南梁小朝廷的儲君（昭明太子），那是一個漂亮的小伙子。中國歷史上有些很奇怪的方面，越是偏安一隅的小朝廷，文化往往越興盛。譬如南唐、南宋和南明。東晉南朝也是這樣。那時，北方被少數(shù)民族的鐵蹄蹂躪一空，世族大姓紛紛南逃，他們是真正不思進取的一群，除了成天在“江亭對泣”，便是在聲色犬馬中尋找麻醉。于是得過且過的頹廢心態(tài)與北方帶來的魏晉玄風相結合，便迅速形成了東晉乃至席卷其后宋、齊、梁、陳各代專務形式美的沒落的文風。人們做詩一味追求用典，專在詞藻上雕琢，務求富麗工整，至于思想內容卻全然不顧。

那個養(yǎng)尊處優(yōu)的昭明太子也是個愛詩寫詩之人，但他顯然已開始厭倦潮流。一天，他接觸到當時著名批評家鐘嶸所著的《詩品》，他翻過“上品”還是那些面孔，于是又信手翻到“中品”，便想一丟了之。但突然他的眼睛定格了，他看見了這樣的文字：“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這不啻于冬天的一記響雷，震散了彌漫的陰霾，他目瞪口呆。當他再次定神閱讀時，一座美學的高峰、思想的高峰和人格的高峰便在眼底漸次展開。他記住了那個名字：陶淵明！而那時，陶淵明離開這個世界已快百年了……

我們得感謝蕭統(tǒng)，這個只活到三十一歲的儲君。如果說他短暫的一生做過什么有意義事情的話，那就是他編寫了第一部《陶淵明集》，是他出自對陶淵明“文”與“德”的高度崇拜而開始的搜集陶淵明的自覺行動。于是，靖節(jié)先生142篇詩文便慢慢匯聚成一條平靜而又激越、清澈而又幽深的大河穿越時空流傳至今。

看看蕭統(tǒng)對陶淵明的評價吧。

他說讀了陶詩：“馳競之情遣，鄙吝之意袪，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豈止仁義可蹈，爵祿可辭？”陶詩是真正的“獨起眾類”，“莫與之京”，簡直是“橫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蕭統(tǒng)似乎就是比今天的青年人智慧，他一下子就發(fā)掘出了陶詩的精髓。瞧瞧：那是讓人鼓起擔當責任、直面人生勇氣的風帆；是讓人去貪鄙、求廉潔的良藥；是讓懦夫可以立志，愚劣可至仁義的標尺；是勇敢的探索者以正風俗為己任而揮灑的直薄云天的陽光！這里，哪里有絲毫的“出世”、“頹廢”可言？

 

感動過歷史的東西不一定能感動現(xiàn)代，但感動過靈魂的思想注定會永世長存。

陶淵明能感動中國千年，首先是他的自然美。很多人不喜歡陶詩，認為它過于直白不事雕琢，如“少無適俗韻，性本愛山丘。誤落塵網(wǎng)中，一去十三年”。這不就是說話嗎？它哪有李白的汪洋姿肆，杜甫的含蓄渾厚過癮？殊不知，這正是陶淵明的刻意所為。他要挽狂瀾于既倒，矯正那頹廢的文風，而他的宗旨和武器就是“抱樸歸真”，直訴自然之美。于是便有了“暖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的白描；有了“采菊東蘺下，悠然見南山”的視野；有了“流塵集虛坐，宿草旅前庭”的靜思……而這一切在那個時代是一股真正的淳風，它一掃專以飲宴和舞女入詩，圍繞著沒落士大夫狹窄心胸作無病呻吟的積習。沒有陶淵明，先秦“風騷”的謳歌自然不可能進入詩詞圣殿的主流，不可能有唐詩宋詞的壯闊大河，甚至不可能有朱熹“格物致知”的濫觴。因為正是陶淵明“物我一體”的詠呤以后世的哲學以莫大的啟迪。

    人的審美意趣和水平是有層次的。耐人尋味的是，大唐的詩壇巨擘幾乎無人不受陶淵明的影響，特別是白居易幾乎完全師法陶潛，“二李”、“二杜”和元、白的那些雋永的吟唱都可從陶詩中找到脫化而來的蹤影。但他們對陶淵明卻褒貶不一。大唐的空前統(tǒng)一和寬松的環(huán)境給了士人廣闊的發(fā)展天地，他們沒有陶淵明那樣窘迫的生存環(huán)境，也不屑于作“以物詠懷”的無謂抗爭。只是到了有宋一代，人們才從自我渲泄的陶醉中完全走出，領略到了廣闊的自然之美和天人合一的無上境界。于是陶淵明在宋人那里成了神，陶詩登上了超過李、杜，可與“風騷”比肩的巔峰之作。陸游就無限崇拜地傾訴：“我詩慕淵明，恨不造其微，千戴無斯人，吾將誰與歸？”

是的，宋人的審美意趣是高超的，從形式美到自然美是一大進步，從雕琢的美到返樸歸真的美是一個超越。實在說，沒有陶淵明，我們今天關于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生態(tài)的共進便失去了一個理性的座標和依歸。而這一切，又正是陶淵明在那個遙遠的黑暗時代作革命性的抗爭而早早地樹立起來的。他何尚“消極”了半點？

我自己并不經(jīng)常讀陶詩，甚至在消遣的閱讀時也會跳過它直奔唐宋和曹雪芹，可是陶淵明是真正令我敬畏的偉大詩人，甚至是唯一的詩人，這就是他的人格的魅力。

人格的魅力恰恰來自他那被人千古詬病的“退隱”！

陶淵明因退隱而背上消極避世的批評由來已久。但不管歷朝歷代的少數(shù)文人和官僚怎樣批評他，唯獨當代中國的社會良知不能指責他，因為那是向黑暗的抗爭，是陶淵明正式“積極出世”的開始，是一系列創(chuàng)造的起點，是民族偉大人格的誕生。

陶淵明的退隱實際包括三個問題，即為什么退隱？退到了哪里？退了又怎么樣？這每一個問題的回答都包含著給人悲愴式的啟迪。

陶淵明退隱的原因：這只要一句話便可回答：他感到在官場無所作為和志愿的即將落空。陶淵明生活的晉宋朝，是門閥等級森嚴的社會。不是豪門大族，不可能晉升到高級官僚的行列。而他只是一個低級士族，有人說他的曾祖是“晉世宰輔”陶侃，純屬子虛烏有。陶淵明素有“大濟蒼生”的志愿，所謂“猛志逸四海，騫然思遠翥”，所謂“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活畫出一個青年俊才急于報效天下的形象。于是，為了施展抱負，同時也為了“耕植不足以自給”的生活，他29歲時終于出仕了，他奔走在潯陽至建康的各條道路上，他先后斷斷續(xù)續(xù)在桓玄、在劉裕、劉敬宜的衙門里做過“祭酒”、“參軍”一類小官。這幾派軍閥勢力那時都在鉚足勁兒為奪取殘存的司馬氏政權而殘酷互斗。于是，像魯迅說的那樣：他是“亂也看慣了，篡也看慣了”。他面對“八表同昏，平路伊阻”的黑暗政局，連悲傷都來不及，還有什么力量去彌補？于是，他在最后一任彭澤縣令任上呆了八十多天，便毅然決然地退出了官場，不論其后官府幾次征召，我們的靖節(jié)先生卻是志堅如鋼，一去不回頭！

 

 

他退到了哪里？他不象孫登一類隱士，退到山林，與鳥獸為伍；也沒有退回豪門深宅，沉于紙醉金迷；更沒有遁于空門，盡管他的好友慧遠和尚就在廬山。他退歸了哪里？退歸了田園，當一個讀書耕地的那個時代絕無僅有的“士族農(nóng)民”！于是，我們可以斬釘截鐵地斷言：他不是退隱，而是“轉業(yè)”!

他退得如何？舊時的隱士可分四類：以隱避禍（如竹林七賢）；以隱待時（如賈誼、諸葛亮）；以隱求名（如殷浩，越隱官做得越大）；以隱泄怨（如介子推負母入山）?？墒?，陶淵明與此全然不同，他是真正的退出。退得自覺自愿，心平氣和，不帶半點怨恨，不參雜一絲回頭的奢望。因為他要去從事“頗示已志”的事業(yè)，不愿尸位素餐，所以他退得鐵一樣的篤定和淡定！他不象杜甫那樣苦苦掙扎，沒有蘇軾“揀盡寒枝不肯棲”的彷徨，也沒有曹雪芹辛酸熱淚的吶喊，那是因為他對自我選擇的道路及其“短褐穿結”的窘迫生活有安然自得的心態(tài)。他微笑著看待人生，“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這就是陶淵明。因此，他可以義無反顧，“戴欣戴奔”地永別官場！

這個“三退”（退得堅決、退得淡定和以退為進），足以讓陶淵明光耀千秋。朱熹就說過：“晉宋人物，雖曰清高，然個個要官職，這邊清淡，那邊招權納貨。陶淵明真?zhèn)€能不要，此所以高于晉宋人物”。依我看，何止晉宋，扒拉一下古今中國，可有第二個陶淵明？當然沒有。因為沒有他真正視名利如糞土的心懷，沒有他那樣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

今天我們如何認識這種退出？這只需要回答一個問題：民族是需要一個封建軍閥不起眼的幫兇，還是需要一個光耀千秋的陶淵明？

中國歷代的知識份子都有一個致命的認識誤區(qū)；似乎認為自己的價值和抱負只有出仕才能體現(xiàn)，才有意義。因此，只有當官才是最高和唯一的社會承認。否則，就叫“出世”，就是沒有社會責任感。他們根本不想去思考，一切專制的政權及其官僚體制，實質上都是為著一家一姓一派爭奪和鞏固自身對人民的壓迫而存在的。因此，在絕大多數(shù)情況下，都是反社會、阻礙文明進步的。對專制政權下官僚的主要功能，只有陶淵明一人認識清楚了，他用兩個字來概括：那就是“矯歷”。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對上阿諛奉承，對下巧取豪奪。可憐的是知識份子自身沒有經(jīng)濟基礎，在自然經(jīng)濟條件下既沒有能力也根本不想自立，必須也只能依附于統(tǒng)治階級，從人民那里分一杯羹，這就是所謂的“皮毛論”。他們不甘心做“毛”，樂于自我欺騙，所以認為出仕是在報效社會。如今，電光一閃，有個陶淵明站出來捅破了這層窗戶紙，他們惱羞成怒了，豈能不把所有的臟水潑向這個叛逆者？

陶淵明是偉大的。他出仕的經(jīng)歷使他完全認清了這一點：除了掙個活命錢外，在官場整個自我及其理想都會丟失。他痛感“道喪向千戴，人人惜其情”，“愚生三季后，慨然念黃虞”。他向往著黃帝和虞舜那上古平等的太平世界，而自己“性剛才拙”，在官場“冰炭滿懷抱”，“如果“纏綿”下去，必負“素志”，因此不如退出。那樣，即使生計無著，還可以從事詩文的創(chuàng)作和改造社會的研究。這是一種何其偉大的人格和偉大的責任心??！

陶淵明覺醒了，當他醒過來的時候，全世界還處在漫長的看不見盡頭的昏睡中。

是的，直到一千五百年后，才有個叫薩特（Jean Paul sartre）的法國人出來總結了這一切。那就是薩特關于人的“自在與自為”的理論。我們沒有必要對存在主義哲學中“人的實在性”展開爭論，但有一點是確定無疑的，即在一個開放平等的社會中，人的價值和存在形式可以自我設計和追求，而不必依賴或附庸于某個權力中心。“自在”——個體在社會生活中的位置和作用是自我根據(jù)主客觀條件設定的；“自為”——個體根據(jù)自我設計的目標為之自覺地奮斗。顯然，這種“自在”與“自為”必須依賴公民社會的自由擇業(yè)制度，更依賴高度發(fā)達的社會分工體系的完成?？墒翘諟Y明卻“迫不及待”在一千五百多年前就撞入了這一“禁區(qū)”，這既是他被千古誤解，又是他被千古仰視的原因所在。

遺憾的是，陶淵明能夠自為的空間和可選擇的余地實在是太狹小了。

在一個專制、傳統(tǒng)而破敗的農(nóng)業(yè)社會，窮苦的知識份子不入仕，就只有兩條路可走：“犁耕”和“筆耕”！陶淵明貪心太大，他兩者都抓了過來，兩者同時扛在肩上。“筆耕”：他寫了142篇詩文，給民族文化壘筑了一座突兀的高峰；“犁耕”：他“開荒南野際，守獨歸田園”，“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成了一個地地道道的農(nóng)民。今人說他只是走向底層，接近農(nóng)民，甚至說他是收租的庶族地主。這大大降低了陶淵明“轉業(yè)”意義，也完全不是事實。他就是那個時代的一個“新農(nóng)民”！這樣一種抉擇，別說在封建士族中絕無僅有，今天稍有門路的知識份子（包括筆者）也絕難望其項背！

 

陶淵明自為的代價是沉重的，也就是說，他經(jīng)濟學上付出的機會成本實在是太高昂了，他幾乎就是傻帽一個！他原來當官，接濟家用，尚可“有酒盈樽”、“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墒牵詳嘟?jīng)濟來源，他便把自己及其家人拋入了一個更加窘迫，更不確定的險境。他的自為之路，使他成為一個失敗的官僚、失敗的丈夫（兩任妻子先后死亡）、失敗的父親（幾個兒子均不“成器”），甚至是一個失敗的男人。他明知會這樣，于是便更努力地犁耕和筆耕。但不善務農(nóng)的他收獲的只是“草長豆苗稀”，而沉重的賦稅、火災、蟲災、洪災并不對他特別寬容，原來的“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屋”可能已所剩無幾。他終于弄到“夏日長抱饑，寒夜無被眠”的境地。

于是，我們便看到了這最后的一幕。

公元426年5月，江州刺史檀道濟聽說陶淵明如此苦寒，特來訪問并送上肉、米，被陶拒收，這是他歸田后多年少有的來訪者之一。遠處是廬山慧遠和尚的佛堂，那鐘聲的感召被他象蛛絲一樣輕輕拂去。他點亮了昏暗的豆油燈，用顫抖的手一筆一劃認真地寫著蠅頭小楷。他正在抄寫一份他的舊稿，借著昏暗的燈光，那紙上赫然幾個大字：《桃花源記》……九月，他卷縮在床上，忍受著蚊蟲的叮咬和舊病的折磨。他想喝口水，卻無人答應。他無奈地望著草屋頂上那個破洞展示的夜空，夜空象他的心一樣迷?？諘?。于是，他的眼睛不再轉動也不愿轉動了。那時，南北分治的山河一片紊亂，而在紊亂之中仿佛有一刻死一樣的靜默，為誰默立？不知道。因為一個民族剛剛用她鉛灰色的冷漠窒死了一個默默無聞但卻是她最優(yōu)秀的兒子，盡管那種靜默不帶有一絲懺悔，也從不懺悔……

三百年后，《桃花源記》被群起仿效，形成蔚為壯觀的散記文學；

一千三百年后，《桃花源記》受到世界性的關注和研究；

一千五百年后，人們認定：《桃花源記》是最早的社會主義文獻，盡管它帶有空想和農(nóng)業(yè)社會主義的色彩，但它仍然是一篇偉大的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