蕞爾是形容小。今人知道“蕞爾小國”這個成語的，大多是從影視劇中清朝皇帝和西太后的嘴里。天子和老佛爺在用到這個詞時，一副睥睨不屑的樣子，給人的感覺這是個貶義詞。這就是天朝對小國，特別是周邊小國的基本看法。

 

我們鄙視的蕞爾小國可能指現(xiàn)在人口（少于3000萬）和領土上都不大，但在人類歷史的貢獻則是中國這樣的泱泱大國所做不到的。比如希臘：國土面積31.2萬平方千米,人口約1070萬，但是西方文明之源。毛澤東在一九四一年發(fā)表的《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中提出的“言必稱希臘”, 是一句帶貶義的話，意思大體相當于“數典忘祖”。 現(xiàn)在使用“言必稱希臘”,一般是指對西方包括古希臘先進文化的推崇，因為我們今天的發(fā)展道路實際上來自強勢的近代西方文明，而近代西方文明是所謂兩希文明：希臘文明與希伯來（基督教）文明相結合的產物。不了解希臘，就不了解今日我們奉行的文明的本質。對每一個現(xiàn)代人，兩千多年前的希臘文明實際上是對我們最切近的一種文明。

 

再如葡萄牙、西班牙按中國傳統(tǒng)儒家文化看，也是蕞爾小國。但從第一次全球化看西班牙、葡萄牙，就是一個先知先覺的大國。從國土面積和人口數量上看，葡萄牙和西班牙都是小國。據估計，葡萄牙在進行第一次海外擴張時，人口總數不超過125萬。但是人類海洋時代的序幕也的確是由葡萄牙和西班牙拉開的。從15世紀初開始，葡萄牙的三桅帆船沿著非洲西海岸不斷向前推進，最終在大航海家達·迦馬的率領下繞過了好望角，駛入了印度洋。在西班牙國王的支持下，哥倫布也揚帆駛向大西洋，不期而遇美洲大陸。16世紀上半葉，葡萄牙和西班牙相繼成為稱雄全球的霸主，勢力范圍遍及歐洲、亞洲、非洲和美洲，從而開啟了人類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史。正如葡萄牙的著名詩人卡蒙斯曾寫下這樣的詩句：“大地在此結束，海洋由此開始。”

 

到了第二撥全球化的過程中，蕞爾小國的英國卻成就了泱泱大國無法成就的事業(yè)，鴉片戰(zhàn)爭證明了泱泱大國的清王朝不及蕞爾小國的英吉利。這是個面積僅有24萬平方公里,今天也只有6000萬人口的小小島國,卻是第一個邁進現(xiàn)代社會的國家,在18世紀和19世紀的時候,它是世界發(fā)展的領頭羊。到19世紀末,它的殖民地已遍及亞洲、非洲、美洲、大洋洲所有大陸板塊,總面積達930萬平方公里,統(tǒng)治著世界上三億多的人口。從1588年戰(zhàn)勝西班牙的大海戰(zhàn),到1688年的光榮革命,在整整一個世紀的時間里,英國人口大量增長,商業(yè)和手工業(yè)迅猛發(fā)展,對外貿易成為越來越重要的國計民生。法國思想家伏爾泰曾經有過這樣的評價:“使英格蘭變得強大的是下述事實:從伊麗莎白時代開始,各方面已經就重商的必要性達成一致。把國王送上斷頭臺的同一個國會,同時在忙于分配海外貿易的職位,仿佛任何事情也沒有發(fā)生。查理一世的鮮血還在流淌著,這個國會卻通過了《航海法》。”即使到2010年，英國除去通貨膨脹和經濟泡沫的成分，其經濟總量（GDP）仍然比中國高3600億美元。英國人均收入位居世界前列，是世界第三大軍費國家，第二大武器出口國。英國是世界第一個工業(yè)化國家，又是世界率先進入后工業(yè)化階段的國家之一。英國的世界頂尖大學數量僅次于美國，按頂尖大學比例計算，英國的世界頂尖大學位居世界第一。哈佛大學前校長勞倫斯2006在牛津大學的講話說，“世界上再也不可能有任何國家可以發(fā)展到和曾經的大英帝國相提并論的高度”。

 

第三次全球化的日本也是中國人眼中的蕞爾小國。日本國土只相當于我國云南省，約37萬平方千米。而自明治維新之后一躍成為亞洲強國。對于發(fā)生在19世紀下半葉的中國與日本兩國的向西方學習運動的成效，德國鐵血首相俾斯麥就曾經有過一段十分精到的分析和預測。他說：“中國和日本的競爭，日本必勝，中國必敗。因為日本到歐洲來的人，討論各種學術，講究政治原理，謀回國做根本的改造；而中國人到歐洲來的，只問某廠的船炮造得如何，價值如何，買了回去就算了。”

 

“二戰(zhàn)”后，日本在美國的控制下改變國策，從軍事侵略到市場擴展，用消耗資源少、附加產值高的知識密集型產業(yè)取代大量消耗資源、消耗勞動和產生公害的重、化工業(yè)。同時，在經濟政策上也作了相應調整，即一方面鼓勵壟斷資本擴大資本輸出，把能耗高、污染環(huán)境的產業(yè)轉移到發(fā)展中國家去；另一方面大力扶植汽車、電子、精密機械、航空、原子能等工業(yè)部門的發(fā)展。此外，加大科研投資力度，堅持“科學技術立國”，努力邁向“自立自主技術時代”。

 

    我們把英國、日本、韓國都看成蕞爾小國，中國是泱泱大國，但中國真是強國嗎？大國并不一定是強國。從人口、經濟總量與國土看中國是大國。世界人口第一，GDP總量第二，領土面積第三。但人均GDP看，中國只排在世界100位左右；科技、文化、人均GDP、PMI指數等遠遠低于西方發(fā)達國家；軍事力量至少比美國落后一代甚至更久的時間。所以，成長中的中國既是大國、強國，又是小國、弱國。經濟總量GDP是大國，但人均則是小國；制造業(yè)是大國，但產品創(chuàng)新、技術創(chuàng)新是小國；人口是大國，可人口素質則是弱國；面積是大國，可資源是窮國；競技體育是大國，可公民鍛煉身體方面則是落后之國。最準確的定義中國既不是大國，也不是小國，就是中國，是在發(fā)達國家與落后的發(fā)展中國家之中的中國。

 

中國要成為大國，就要有正確的價值觀。與中國為鄰的不丹就是中國人眼中的蕞爾小國，面積只有3.8萬平方公里，人口75萬。不丹的國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提出的“不丹模式”與“國民幸?？傊?rdquo;理論，均受到國際社會高度關注，成為美國、日本等一些國家研究機構和專家學者十分感興趣的經濟學課題。所謂“不丹模式”，就是注重物質和精神的平衡發(fā)展，將環(huán)境保護和傳統(tǒng)文化的保護置于經濟發(fā)展之上，衡量發(fā)展的標準是“國民幸?？傊?rdquo;(縮寫：GrossNational Happiness，GNH。即通過對GDP、生活質量、可持續(xù)發(fā)展、環(huán)境等對一個國家整體和個人的幸福感的影響的統(tǒng)計體系)。旺楚克國王認為，政府施政應該關注幸福，并應以實現(xiàn)幸福為目標。在這種執(zhí)政理念的指導下，人均GDP僅為700多美元的不丹，人民仍感覺生活很幸福。要使中國成為真正的大國、強國，首先要確定這個國家與民族的核心價值觀。所謂大國絕不是版圖的大小、武力的強弱，最根本的是老百姓的權利、福利、利益能夠得到多大的增進。

 

其次，要考量一個國家的制度優(yōu)劣。已故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說，中國的崛起不在中國制造，而在價值體系的建立。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弗里德曼在他的書中寫到：不用擔心中國偷竊美國技術，因為美國可以很快地發(fā)明新的技術；最應該擔心的是中國偷竊了美國獨立宣言、憲法精神等代表美國價值的東西。當中國開始拷貝這些東西的時候，才是中國強大的開始，那才會對美國構成實質威脅。太平天國時期，一美國傳教士來到中國，他看到了匪夷所思的苦難，他得出如此判斷：中國最需要的不是現(xiàn)代科技，而是基礎文明。基礎文明就是契約精神、權利意識和對民主政治和個人自由的理解，否則沒有強大中國之說。

 

要使中國成為大國、強國，就要加大文化建設。今天，最像“中國人”已不在中國大陸。而是在臺灣、香港、新加坡、韓國、日本等一些地區(qū)和國家。這些地區(qū)和國家的國民素質、文化教育、民族凝聚力，倫理道德、社會長期穩(wěn)定，生態(tài)環(huán)境優(yōu)良等社會“和諧”的軟實力方面，遠遠高于中國大陸。原因在那種摧毀“一切舊制度、舊思想、舊文化、舊習慣”而造成社會空前災難的“文化大革命”。這次人類的浩劫，導致中華民族的骨氣與脊梁遭受重創(chuàng)，中華文化奠定了重德行善遭到摧毀，知識分子在內的廣大國民的頭腦，不僅缺德，缺思想，還缺乏獨立人格。沒有獨立人格的民族是不可能成為大國的。

 

當下的中國幾乎成了一個失去了自我的民族和文化。不知道自己來自何方、要去哪里，失去了自我，失去理想、失去反省能力。金錢成為萬能通行證，私欲高于一切，人性的底線不斷失守、人的禽獸化、社會的叢林化。世界上哪一個國家在現(xiàn)代化進程中如此徹底地喪失民族性和文化性？今天，中國社會的亂象問題和危機的深層次原因，就是缺乏傳統(tǒng)文化的倫理道德核心價值和民主憲政。當今世界，和諧富裕的強國，都是成熟的憲政國家。

 

對于中國來說，憲政法治和民主的發(fā)展，是中國政府治道變革的重要組成部分。憲政可以促進主權者之政治協(xié)商合作。憲政可以促進人類文化的交融。在憲政法治社會中，人的精神自由權利和人的生命權利將是同樣高貴而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我們說，憲政的推行將有效保障人類文化平等、自由的發(fā)展，有力促進人類各種文化的交融。

 

當今中國有如此謬論：清王朝是因為搞憲政而亡國，北洋政府因憲政而丟失政權，蔣介石也因搞憲政而敗退大陸。實際上，清王朝早實施憲政，中國可能是最好的君主立憲的國家之一；北洋政府立憲如果不賄選，或許民國初期就不會軍閥混戰(zhàn)；民國政府如果早搞憲政，日本就沒有機會侵略中國。中國不是要不要承認憲政的問題，是否可以否定憲政的問題，而是中國已經到了不做出憲政的制度安排，就會徹底糜爛，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有憲政就有好國家、大國風范，比如瑞典。

 

瑞典建立憲政民主制度后，沒有任何殖民地，也談不上有什么勢力范圍。但工業(yè)化后來居上，人均產值和收入現(xiàn)在甚至超過英美，是世界最高之列。瑞典的社會福利制度獨步全球，世界上共同富裕的國家沒有誰比瑞典更具有樣板作用。“從搖籃到墳墓”的瑞典社會主義模式，已是成為民主社會主義的世界性樣板，這就是憲政的好處。

 

大國并不等于好國。秦暉教授曾用兩極的例子來敘述，一是荷蘭為代表，另一個是以秦帝國為代表。荷蘭是一個好的國家，秦帝國是大國但不是一個好的國家。為什么是這樣的？荷蘭就本土而言一直是小國，從來也不是大國。但是毫無疑問，荷蘭當時無疑是具有世界影響的偉大國家，而且直到現(xiàn)在，還是這樣。不僅荷蘭人創(chuàng)造的一些制度諸如股份公司、聯(lián)省共和等對后世有巨大影響，其商業(yè)勢力無遠弗屆，而且文化影響力也曾經在世界上風頭強健，以至于在日本“蘭學”曾長期成為西學和一切近代知識的代稱。今天的荷蘭仍然是一個富裕、文明的國家，仍然讓世人稱羨，而荷蘭人的國家與民族自豪感一點也不亞于當年。

 

而秦國是國家的崛起，導致國民的跪下。秦毫無疑問是一個強國，而且是一個非常厲害的強國，唐人在唐詩中曾經有一句話，“況復秦兵耐苦戰(zhàn)，被驅不異犬與雞”。秦國的統(tǒng)治者是怎么總結自己的強大？商鞅說：國家要強大、要對外征服，首先要把自己的百姓收拾的服服帖帖。商鞅說你連本國的百姓都收拾不住，你還能征服外地嗎？《商君書》有一句話，“能治天下者，必先治其民，能勝強敵者，必先勝其民”。百姓就幾乎成為他們的敵人。強國就要弱民，為了弱民絕不能讓老百姓衣食有余，商鞅還有一句話，“足民何可以為治”，百姓只有窮的一塌糊涂，才會希望國家來救他們，如果他們都富了，還稀罕你嗎？